无锡玉祁镇上的这条小街不过百米，是风貌普通的江南民巷。可是，在这短短的小街里却走出了众多的名人：薛暮桥、孙冶芳、薛明剑、秦古柳、薛佛影……现在，他们的故居在街道两侧紧密相连，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

    无锡的钱氏是江南望族。城外的七房桥村，曾是钱氏家族的聚居地，而钱穆、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等大师和两院院士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蜚声中外。

    因为紫砂壶和竹海闻名于世的宜兴，同时又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5位书画大师、22位两院院士、30多位大学校长，周培源、蒋南翔、徐悲鸿、吴冠中等名家大师无不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蔚为壮观的人才群体，让人们有了这样的疑惑，吴地江南究竟是怎样的一方圣土，何以从古至今，人才辈出呢？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东晋时期的吴地画家顾恺之所概括的山水之美无疑是江南风景的写照。江南不仅有清秀的山水，也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一片精神乐土。

    大江之南，山温水软，人杰地灵。

    江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江之南，江即是长江。明清之后，江南的地域概念几经变异，现在指的是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曾经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所以人们也称此地为吴地。

    在古代，坚实的农副业经济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开始，作为鱼米之乡的吴地江南，普通人家经常把余粮做成小吃，松软甜糯的糕点，曾是古代人民生活富裕的标志。小吃的原料是江南盛产的稻米和农副产品，在农业立国的古代，粮食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有着天下粮仓之称的江南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支柱，因此也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谚语：“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它所描述的是公元4世纪初，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匈奴不断的侵犯，扰乱了北方的政权和人民生活，而江南吴地被描绘成世外桃源般的安定之地，北方人对南方的憧憬引发了史称永嘉南渡的大移民。据历史学家谭其骧统计，永嘉年间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口就达90余万，占到北方人口的1/8，江南不仅成为平民的避难所，也成为士族和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中心。受到日益浓厚的文化气息感染，江南人家最朴实的生活理念被浓缩成一句家训——“耕读传家”，悬挂或雕刻在门楣之上。读书被当作和耕种同等重要的事情，成为家族世代兴旺的保证。

    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每到周末就有一些低龄的孩子们来到这里，跟随老师们诵读经书，师生一起陶醉于读书的乐趣之中。孩子们读书的东林书院，兴建于北宋，是当时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明朝时候，这里声名远播，讲学议政、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便是从这里弥漫朝野。今天这里仍然延续着读书育人的传统，孩子们以学习中国传统典籍为主，这些当代人的课余读物，在古代却是读书人不可不读的著作。

    饱读诗书，是古代读书人体现其学识的重要标志。读书不仅是为了学习圣贤知识，也是寻求个人发展、改变人生际遇的重要手段。

    自隋唐兴起到清末废除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近1300年，它既是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读书人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必经的考验。考生需要经过由地方到中央设立的层层考试，还要在不足一米见方的考舍内度过九天，考试复习，生活起居都不得离开。在今天看来有些残酷和可笑的事情，却是当时万千学子金榜题名这一人生幸事的开端。

    这幅魁星点斗图，其图案是由“正心修身、克己复礼、鳌斗”十个字组成，科举考场前都可以见到它的碑刻，据说如果考生能看出隐藏在图上的这十个字，便有望金榜题名，甚至高中状元。

    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共有596名文状元，吴地走出的状元就占到总数的20%以上；明朝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仅苏州一府就有8名，占全国比例近1/10。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就有49名。新中国一共产生了1390名两院院士，江浙两省的院士总数就达到564人，达40%以上。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吴人在科举这一文化大战中总是每每取胜，使得一种培养优秀文化人才的良性机制形成了，在创造科举奇迹的同时，吴地社会同步建立了许多文化坐标。

    吴地流传着许多有关读书和科举的传奇佳话、一方面为读书人树立了楷模，同时也为优秀文人的诞生并梳理出江南才子这一特定知识分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位古人称不上美男子，却是气质飘逸的化身；他风流倜傥，又历尽坎坷；他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他一生清高自傲，被称为天下奇，从而名留青史。在明代的”四大才子“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他就是江南最富传奇色彩的文人唐寅唐伯虎。”

    唐伯虎乃明代“四大才子”之首，他的诗书画号称吴地三绝。但是，他的知名度似乎更多来自他的传说轶事，其中“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最广。故事中的唐伯虎风流儒雅、聪慧过人而又浪漫多情。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并非靠着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而名扬天下。

    唐伯虎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曾把考科举中功名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他才学横溢，以乡试第一名解元身份前往南京参加会试，当时街头巷尾盛传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了唐伯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被诬陷参与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而他的灾难还不止于此。

    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妹妹死了。孑然一身的唐伯虎，又遭遇了科举冤狱，与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孤傲抗争一样，唐寅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半生的唐伯虎对礼教章法不屑一顾，笑傲江湖，醉意书画，卖字换酒，行为洒脱，放浪形骸，民间流传的多情风流的才子唐伯虎捕捉的只是他外在的一面。

    在古代，吴地江南不乏唐伯虎这样游离于正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号称张颠的书法家张旭，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蔑视权贵的《三言》作者冯梦龙，绝意仕途的金圣叹……这些大胆挑战世俗、个性张扬自由的吴地文人一起构成了古代吴门才子的群像。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古代吴门才子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形象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如梅如竹，既馨香孤傲、柔情万端，却又宁折不弯、铁骨铮然。吴门才子，就是这样才情兼备、儒雅浪漫，清峻秀逸中带着狂傲，灵动聪慧中不乏稚拙，多才多艺更似乎浑然天成，这似乎已经成为吴地才子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1990年，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围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一位现代吴地才子的极大兴趣。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既正直又软弱，既精明又不谙世事，既入世又玩世的知识分子，虽然才气横溢，却终于成为那个时代的“零余者”。许多人都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总会烙印着一些作者的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围城》的作者钱钟书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伏案写作的老人便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相比那个无心致学、即便留洋也买个假文凭了事的方鸿渐，钱钟书却是一位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鸿儒。

    钱钟书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便是颇为知名的国学大师钱基博。也许因为家境的熏陶，钱钟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钟情于书籍。他不仅喜好文学，博览群书，涉猎范围也广博而活泛，且不乏深度。在他身上，感性和知性水乳交融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幽默通俗、文采斐然的小说《围城》与精深严谨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竟这样出自同一人之手，着实令人称奇。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狂才子”。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钟书就曾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率真书生气的性情和恃才傲物的才子风范，成为吴地才子的最好注解。

    这种才子风范与庸常世俗是格格不入的。大多数时间里，钱钟书深居简出。曾经有位英国女士读了他的书，仰慕钱钟书的才华反复求见，而钱钟书的答复竟然是“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够了，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文革”期间，钱钟书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课题。遭遇了人生的起落之后，这位吴地才子在无奈之下似乎对社会人生看得更穿。

    很少有人能够窥探到钱钟书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不写自传，不出全集，不见记者，大隐于市，却又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文人，钱钟书身上无疑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人们对他左手右学的崇拜和敬佩，不论称其为大学者或是大作家，似乎都没有比“才子”这两个字更入木三分。

   比起钱钟书，同住在无锡学前街一带的顾毓琇，较少被人熟知。如果不是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特意绕道费城探望这位老师，许多人对顾毓琇这个名字还会感到陌生。

    其实，顾毓琇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罕见的才子——一个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

    “学博于文，业精于理”，这是别人对顾毓琇的评价，顾毓琇是著名的机电专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多产的人文杂家。他一生创作了众多话剧、小说、散文、诗词和音乐作品，集剧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于一身，吴地才子多才多艺的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顾毓琇的主要成就来自于他在科学领域的钻研，他仅用四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成为第一个获得该校科学博士的中国人。26岁的顾毓琇解决了长期困扰电机学界的一项学术难题，为他赢得了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蓝姆”金质奖章。至今，由他研究的科学成果仍广泛应用于基础数学、机电学和国际航天领域。

    从顾毓琇身上，人们开始瞩目吴地知识分子中日益崛起的科技人才。物理学家周培源；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化学家邹承鲁；船舶设计专家辛一心；美国太空衣之父唐鑫源；建筑大师戴念慈；计算机专家王选……这些科技精英人物改变了吴地才子只重诗词书画的观念。

    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劲松——是顾毓琇的自我评价，也是对吴地才子群体秉性的概括。综观历史，弃武力以智慧取胜、舍死板而以灵动见长的特征已经成为吴地知识分子的共性，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文气质也有着更深的文化和心理根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山温水软的土地与吴地才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人杰与地灵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番关系？

    太湖，是吴地最大的一片水域。长久以来，它被视为吴人的精神家园和吴地文化的源泉。从古至今，人们对这片水域有着独特的钟爱之情。

    吴文化常常被视为水文化，而太湖正是水文化的象征。在吴地，长江、运河等水系与太湖共同构成了吴地的水乡特色。吴人衣食住行中的蚕桑丝绸、稻米鱼虾、城和村、桥和船，莫不与水息息相关。

    老子说：“上善若水”。

    孔子云：“智者乐水”。

    “水”的自然特性是“随物赋形”，灵动善变，顺应时势，温润通达，可进可退，柔中有韧，以柔克刚，涨落有序，盈枯有时，流转不已，灵活变化……吴人性情中的细腻多情、温柔浪漫、聪明灵动、活跃机敏正是水文化在人才特色上的真实体现。人们在与水世界的互动中，也获得了认识世界、感悟人生的重要启迪。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审时度势、把握机遇、随时调整自我的长袖善舞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对后世吴地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早在3200多年前，来到吴地的泰伯，是追求和谐、三让王位的君子。吴地民接纳了这样一个外地人，并尊为吴人的先祖，因势利导和乐于变革的人文精神已经有所彰显。

    春秋时期，常熟人言偃远鲁国向孔子求学，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当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学生。学成回到江南的言偃，一生致力在吴地传播孔子学说，被后世称为南方夫子，开创了吴地求学之风。魏之，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在南北方文化、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再次展现出随时度势、兼容并蓄的水文化特征。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位的向往，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

    刘士林说：中国诗性文化中有两种形北方的那种诗性文化，一种是江南的。总体上讲，北方的诗性文化呢，它是以齐鲁文化为代表，它比较关注政治，关注伦理。比如儒家特别讲教化，儒家有一个说法叫诗教，诗教呢就是用诗歌来达到教化、规范、引导人的作用。和北方的诗教相比呢，江南的城市文化的发达，生活的富裕，他的伦理教化的要求就不迫切，相反的是人们娱乐、消费，过一种很快乐，有诗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所以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形态。

    江南地区以舒适、情调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温饱、平庸为代表的生活和思想制约，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变得情趣盎然、韵味深厚。具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偏爱，因此社会风气由尚武转向崇文，全民重视读书教育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北宋时期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学校第一次专列章节介绍，到了南宋时期，范成大撰写《吴郡志》时，学校章节位列卷四，其位置已经列于官宇之前，由此可见教育在吴地拥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天的无锡碑刻博物馆，即是当年的县学遗址，这里保存着许多记录吴地办学的历史。“无锡县儒学题名记碑”，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在这块碑上面，记录了明朝万历年之前，无锡历届县学教谕的姓名。教谕，即是今天所说的正式老师。能把老师的名字刻碑传世，由此可见尊师重教在吴地的蔚然成风。

    清末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商实业转变的吴地经济更加推动了教育的发展，1898到1923年，无锡共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达369所。越来越多的吴地工商业者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成为推动近现代教育的坚实力量。荣氏兄弟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从文人自省修身，到民间尊师重教，再到精英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倡导教书育人的社会风气，使吴地孕育出更多的教育家和学者群体，像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许智宏，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等等，正是从他们身上，人们也看到了吴地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如果要对吴地的人才辈出予以解读的话，从正心修身到读书仕进，从激扬性情到学以致用，从文化兴邦到为国育才的思想沿袭便是其核心根源。

    从无锡东林书院激荡起的古老声音，在今天有了新的回响，吴地世代传承的树人育才传统也融入了新的理念和内涵。曾经由近代工商业者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今天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典范，在这里，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大，广泛的专业、灵活的办学思路、进取的姿态、治学以用，以用促学的学风，正是吴地文化笃学尚行传统新的诠释。

    江南才子，曾是对吴地卓越知识分子的最佳标注。在新的时期，这里的莘莘学子，正在用自己的学识和尝试重新构建这个词汇的内涵。务实求真的社会价值观和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个人价值取向，正在激励更多的新型人才在此成长，而他们，也将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坚实的动力来源。
                                                    　　撰文  庄若江  刘俊宇